因此，他在实质推理方面并没有走得很远。

罗尔斯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种正义观比另一种正义观更可取是因为它的更广泛的结果更可取。因此，在将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相结合共同运用于司法过程中时，当前更应重视实质法律推理在实践中的运用。

但是，司法具有实践理性，决定了在一定程度上法官审判人员对形式法律理性的反叛并不能将其当然地认定为非理性。（二）司法的协调性与实质法律推理司法是处理日常生活中复杂现象的具体活动，它是由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件和具体的程序构成。问题是，我们怎样从法律推理的大背景下把握实质法律推理的应有位置？实际上，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实质法律推理最能体现司法的特色。[23]商谈理论是哈贝马斯为解决法律适用中合法与正当的问题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在司法过程中表现为僵化的机械程序。

最后，在我国，法官职（专）业化仍然有较长的路要走，司法行政化的现象非常普遍。然而，法官实际上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决定所依据的完全是另一种方式（不依据制定法，引者注），即直觉地、本能地求助于是非感，实践理性，健全的人类理智。在技术工具理论范式下，通过技术研究与技术应用的人为分离与技术规制的终端责任原则，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社会在现代性中得以形成。

如核反应堆首先要建立起来，然后才能对其内在特征和安全性能进行深入研究。[18]苏伯格认为，这种责任文化能同改变工作场所一样改变非经济的制度与性别角色。[27]这与技术对我国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重要性确实匹配与相称。[2]因此，风险社会与技术之间存在关联性，如何在风险社会中规制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难题。

{16}这表明风险社会中风险规避的主要路径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补救。而《侵权责任法》第46条规定，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

技术批判理论强调一种责任文化（a culture of responsibility）[18]，在技术研究与技术应用结合规制的基础上，从技术研究到最后社会生活的实际应用，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有清晰的责任制度。当操作者与对象都是人时，技术行为就是一种权力的实施。[28]主要是一些体现终端责任原则的立法，比如《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等，以及国务院与相关部门所颁布的政策法规，比如1993年的《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等等。总之，以技术工具理论为范式基础的技术规制其所导致的后果，显然与风险社会理论为避免技术风险所作的指引相去甚远，甚至完全背道而驰。

其次，贝克在风险社会理论中，也为风险社会中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路径指引，也即通过一种普遍而广泛的讨论过程的开放，以进行共同的经济决定、科学研究议程、发展计划和新技术的部署。但并未考虑到这种所谓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日积月累的污染在某一天爆发对人类所造成的危害。第一，技术研究与技术应用结合规制原则。为此，技术研究与技术应用被人为的割裂，任何技术的研究不在规制的范围之内，因为技术工具理论范式下，无论什么技术，主要在于应用技术的目的，跟技术本身无关。

这家公司显然知道剂量对患者的重要作用，清楚剂量不足或过量可能给患者带来的伤害，为此是以患者的健康与甚至生命为代价以延缓对手的研制开发速度。通过这种终端责任的威慑方式，抑制与减少技术应用所产生的损害。

我国对技术的政策从国家战略性纲要到具体的法律制度，无不体现了对技术研究与应用的促进原则。技术批判理论认为，只要大量的个人卷入到技术体系中，抵抗就能影响未来的设计和技术体系及其产品的配置。

这不但与风险社会的事先预防原则相符，而且同样与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实际情况一致：在过去，人们是先将所研究的对象放在实验室进行实验，实验成功后再进行批量生产或投入应用过程。[6]在技术工具理论基础范式的规制下，必然以技术研究与技术应用分离与技术规制的终端责任为原则进行制度设置。通俗地讲，技术无所谓好坏，好坏在于应用技术的人及其应用技术的目的。可见，风险社会的到来表明了技术规制的紧迫性，而与此同时，风险社会理论则为技术规制这个人类社会难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引。{14}17这表明任何一种技术具有对象，公众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某种技术的具体对象。（参见：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402-403.）[8]当然，在中国当下法律政策环境中，对于大规模的产品侵权及其他类似损害，采取的是政府埋单的方式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比如三鹿奶粉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等，也就是说是通过政府埋单的方式解决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问题。

比如一项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的技术，但技术拥有者通过保密的方式将该技术成果保护起来，为了获得垄断利益，该技术拥有者拒绝许可他人使用，从而放任生态环境的被破坏与污染。[14]实际上，在技术哲学领域，随着技术的负面影响或副作用对人类社会的潜在风险的升级，人类已开始对技术过分开发与利用忧心忡忡。

并且全球风险开启了一个道德和政治的空间，它可以孕育一种超越国家边界和冲突的公民责任文化。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正如贝克所言，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

五、风险社会与中国的技术规制虽然贝克将风险社会界定在与工业社会并存的时代，但这并不能以中国并未完全进入工业社会，就认为中国的当今社会尚未进入风险社会。这种现代化既加强了风险的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

这一逻辑顺序的改变率先发生在可能给全人类带来巨大风险和灾难的科学研究领域，如核能开发、化工生产、基因工程等。然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对技术规制都是各自为政的，除了基于核武器毁灭性的威慑力，存在由强势国家防止核扩散的条约以及有关生物安全（主要针对转基因技术）的国际协定外，几乎未见其他技术领域规制的国际协调。因此，风险社会的风险与技术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关联，更直接地说，风险社会与技术存在不可切断的关联性。（参见：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10,(5):209-210.）[16]安德鲁·芬伯格认为，技术工具理论与技术实体理论都采取接受它或放弃它的态度：一方面，假如技术仅仅是工具，与价值没有关系，那么技术的设计就不是政治要讨论的问题，需要讨论的仅仅是技术应用的范围和效率。

四、以技术批判理论为基础范式的技术规制原则风险社会既是贝克等学者所提出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更是我们人类已经确定进入的一个社会阶段。其次，公众有权参与技术决策的权利。

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主义的政治协调，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主义的经济—技术协调，这种协调靠既得利益来操纵需求。而极有可能的是，这种被保守的秘密正是导致风险的直接或间接原因，或是将风险转变为现实的直接或间接原因。

在技术工具理论的范式下，由于技术本身的中立性，只要技术被决策者认为是正当的，技术研究的操作者即可为了其目的（主要是经济利益目的）而对技术成果寻求合法的最大化的保密。首先，不能仅通过终端责任规制技术产品的最终提供者，寄望于道德责任对技术的研究者进行规制。

因此，技术的另一个特征是对民主的敌对。（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J]．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40 -41.）[21]有学者以SARS为起点，分析认为风险社会已经来到中国。{5}35因此，风险社会中风险只会建议我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不会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而如果这种具有明确副作用的技术基于某种特定需要而进行广泛应用时，则需要一个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而不是技术资本或技术权力的持有人单方决定。

这种措辞显然会成为药品使用后出现的副作用免责的借口。中国处于压缩现代性的风险社会，而且现实中技术问题要求中国必须以技术批判理论为基础范式，构建技术规制体制。

以世界技术强国的美国与日本为例，从美国1980年的《拜-杜法》(Bayh-Dole Act)、 1996年的《美国联邦技术转让法》到日本的上个世纪末与本世纪初的《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TLO）》与《产业技术强化法》，无不体现了技术强国在技术研究、转化与应用方面所持的一味促进策略。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人类对技术的规制始终处于规制（regulation）还是不规制(deregulation)的难题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应该放弃这种努力{10}。

技术无善恶，善恶全在人。首先，由于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技术的价值在于应用技术的目的与应用技术的主体，跟技术本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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