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新增长带、增长极支撑作用显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项目加快实施，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规划建设，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通用航空、城市轻轨等新兴综合交通建设进一步加强。

对于3月份CPI同比增长2.3%的理解，其一，受新增长因素上调0.4个百分点影响，3月份CPI同比增长率继续显著高于2015年的预期。完善市场的供给能力，才能保证价格走势平稳。

第三，从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来看，2、3月份核心CPI同比增长1.3%、1.5%，低于今年1月份和去年12月份0.2、0.0个百分点，处于历史低位。尽管CPI同比增速的数值可能较大，但并不表明经济过热一方面，通货膨胀本就难以判断，而从今年1月份起，国家统计局对CPI的统计又做了一些微调，这进一步对判断今年的通货膨胀产生了影响，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2月份鲜菜价格环比上涨29.9%，为历史同期高值。对比表中数据与官方公布的CPI增速，可以看出，官方在推算3月份CPI同比增速数据时，采用的是第2种方法。

一般春节所在前后月食品价格的同、环比增速，对当月CPI的同、环比增速影响均较大于其他月份。因此，在判断今年的总体宏观经济形势时，就不能过多依靠CPI同比增速。但事实上，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已经是7.6%，进入6.2%，用实际增长速度进入这条路，实际上没有潜在增长率的缺口。

第二，如果推进改革，最好的结果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速度，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有相对平滑的变化，所以这就是L型。他们认为中国在目前收入水平上，结合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是要减速的，减速幅度可以超过一半。今天遇到的问题，应该用生产函数公式来看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效率。第三，劳动力短缺，储蓄率下降，更重要的是大量的资本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上升，结果是资本回报率下降，企业家到处都说现在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过去做过一些研究，着眼于哪些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因为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未来的经济活动人口也不再增长。而机械增长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大概26%是农民工，没有解决户口，转到城市，在这儿打工，但是没有成为城市居民。

这个水平在历史上其他几个经济体，与人均GDP指标并不同步，日本不是发生在1951年，而是1990年到1995年，韩国发生在2010年到2015年，还有比中国晚一点的，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是什么原因可以不探讨，但历史上遇到的经济增长减速，的确是出现了经济增长的缺口，因此是典型需求侧的冲击性的因素。他主张中国的问题是面临需求侧的问题，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影响的，因此可以看到一个V字型复苏。与此相关，中国的城镇化是怎么构成的，每年城镇化增量怎么构成的。

来源：财新网 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供给侧改革 。所以，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产生改革的激励可能就很难推进。长期来看，终究要回到均等水平，均值在文中的解释就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中国大体上是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新加坡和韩国与中国差不多，同样证明按人口红利来说，中国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开始丧失人口红利。

看一看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通过比较早先的那些经济体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台湾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新成长劳动力就是各级毕业生，毕业未升学和辍学的，每年能够真正跑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人群，通过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实际上现在已经处在增长率为负的水平上。

比如说阿根廷曾经就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但到现在他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北京顺义县的人变成顺义区的人，户口改了，不用改变职业，也不用改变消费模式，这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实现农转非的户口，构成了城镇化，这部分是城镇化主要的来源。到2050年才降到平均值，在这之前还是高于平均值的。但是改革也有人说推进的不够快，至少还希望更快一些。劳动参与率主要不是指延长退休年龄，而是主要指农工民继续转移，而且在城市待下去。国际上真正比较严肃的研究，各种声音都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是需求侧的，认为是一个经济周期中的减速。因为单位劳动成本是真实成本，和工资成正比，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公众会发现改革是要付成本的，有些改革成本可以确定，就是某些主体来付。如果他们的增速减慢了，城市化也会减慢。

如果人口因素假设可以代表一个发展阶段的话，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中国是2010年。我觉得讲人口红利的时候，资本报酬递减比讲劳动力短缺还重要一些。

这种情况就容易会出现改革不落地，走形走样的情况，和原来的目标相差很远。第三，更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发展水平，这一人均发展水平还要让所有人真正都有获得感。

我认为显示的效果最明显的，可以一对一的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就是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足以证明，按人口转变阶段来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大大不一样了。经济增长速度是符合中国的能力的，跑的慢，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需求不足。如果说2022年还不能达到3万美元，肯定达不到，仅仅是跨过这个门槛的话，可能还是要让公众更多感受到什么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真正改善收入分配。

自然也就会追问，什么时候见底，就意味着还期待有一个V字型的变化。这本身也不是坏事，也是城镇化。

长期看，生育率也可以有利于未来的增长。供给侧主要的问题都不能靠刺激政策解决，因此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

问答环节 问：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2024年中国可以进入实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公众还有有一些疑问，您觉得中国实现高收入有哪些依据能让公众相信？ 蔡昉：需要注意，第一，1.2万美元是门槛，最低的高收入国家是在这个水平上，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不是特别高的水平。而实行刺激性政策，都可以假设说财政大规模开支多少，或者银行发放多少货币，应该对应哪些GDP的百分点。

国内也有很多的研究，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而且在方法论上是最有道理的。剩下的都是机械增长，靠迁移实现。这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到城市来找工作。第二，都说劳动力数量不足，导致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其实原因是新成长劳动力逐渐下降。

在一定时间内上涨还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上涨的过快，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劳动生产率跟不上以后，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过去叫县，现在改名叫区，也可以改变户口。

到2040年超过3万美元，高收入国家目前的收入是37000美元。过去都是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到2014年就只有1.3%，去年只有0.4%。

现在中国遇到的经济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减速，这是第一大问题，所有其他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还有一部分最大的比例，53%是由就地转移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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