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市居民阎正学先生，因看不惯这种明火执仗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要求文化局制止这种行为，遭到文化局的拒绝，遂于2000年12月12日向该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共同体是个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人若想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自我约束以成为一个符合共同体道德立场的人。在自由理性的现代社会语境下，道德从人们的共同生活准则被转化为自由理性的人如何自律的问题，被视为个体自律所彰显出来的品质。

虽然这一法律体系以确定性的指引带领人们走出了道德两难，却陡然间发现业已陷入了另一种可能更为深刻的困境之中了。其本质是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失衡。在此价值关系的作用下，当下中国弥漫着信仰缺失的随波逐流。而义务作为富勒所言的最低限度的为人准则和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基本规则，[34]立法必须规定之，否则这个社会将危如累卵。宪法道德使命的外部结构调整，为宪法道德使命的内部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动力，而内部结构则是外部结构的实际支撑。

宪法序言及其所建构的宪法价值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规范，在其中承担核心作用。这一规范主义的经典宪法理念、结构与体系，恰恰顺应了道德困境的生成逻辑，因此注定了，现代宪法非但无从有效回应，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助推着道德困境。法官人多，集体嫖娼这个叫批发，黄海波这个叫零售，批发有折扣，所以零售关的时间就长了。

色情业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像其他犯罪问题一样。我是认为它属于道德范畴，是属于个人意志自治的范围。除了生物学基础之外，我们不能够忽略男女比例失衡、年轻适龄女性总是稀缺的社会资源、人类中总是存在因自身条件限制而无法获得性、从而需要通过波斯纳所谓的不轨的性予以满足自身欲求的族群。邱仁宗教授强调伦理学和法学研究应结合：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重点就是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来发现我们的政策、法律中间的一些缺陷，然后相应地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

司法部要改善管理，逐步转化为治疗中心。低级妓女待在收容教养所的钱都是老鸨出的，因此出来之后还是要接客。

所有未经正当程序入罪的都是劳教，可以叫类劳教。对收容教育，我主要从立法、违法行为及处罚是否适当，人权以及自由理论的角度谈一下我的观点。段万金律师从立法、人权、违法行为及处罚是否适当角度针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批评： 以前太多人被收容教育制度搞的整个人生都毁掉了，但也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1991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关规定。

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吸毒者实际上是一个病人，生理上有问题。反之，犯罪化并不是解决卖淫嫖娼问题的最佳手段。第三，《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应当废止。

就像一块抹布，补了好几次。后劳教时代，强制隔离戒毒往何处去？强制隔离戒毒的规定也有很多问题，违反了未经司法程序不得剥夺人身自由的原则，应进行法治化改革。

《禁毒法》当初就是由公安部牵头搞的，国家禁毒委办公室设在公安部禁毒局，法律草案交给国务院法制办，从法制办再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再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我到了西安，西安的美沙酮门诊不认我。

我们是论证它既没有合法性，也没有正当性，还是论证他有合法性，但是没有正当性？我们的立法者更能接受哪一种论证逻辑，具体哪一位教授的论证更容易让政法委、国务院或全国人大的领导接受？这里面恐怕不完全是一个科学研究问题，还有一种修辞技巧和论证策略的考虑。我们的改革是十四个部门凑合起来达成一个妥协，没有在根本的理念问题上进行研究。因为我前几年研究社区矫正，也面临一个困惑，就是什么是社区？我理解社区矫正啊，不是说简单地把罪犯放在社区里矫正。第二，《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的依据既没有失效，国务院的办法也不违法。人大要采取措施根据联合国12个机构机构《联合声明》修改《禁毒法》。另一个是卖淫一次就被收容教育的女孩。

有些基层执法人员认为《宪法》《禁毒法》《戒毒条例》都规定得太空洞，他们更关注地方立法，或者公安部、司法部的一些规章，还有一些不是法律的红头文件。西方的许多学者指出，性是人身上一种不可抗拒的欲望，一种基本的生物学至上命令。

段万金律师回应：卖淫在我们国家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4）决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和尊严。

第五，应该尽快围绕着轻罪、非罪违法行为制定一个矫治办法，来对这样的一些人、一些行为有一个中间过渡性的制度。该条第三款规定，吸毒成瘾人员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经公安机关同意，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

一到中国来被翻译成社区，成了半官方的（组织）。在精神病人自愿治疗原则的前提下，很多学者研究当他没有意识确定自己是否应该接受治疗的时候应该有个动态指令，比如说替代同意，住院后应该有评估体系，戒毒在这方面跟精神病治疗非常相似。因此，限制人身自由的立法是不能授权的。就像霍布斯所说的，那个社会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战争状态。

一是这个现象到底怎么样，危害程度有多少，危害程度和一般人群中相比，有没有显著的区别，不同的毒品对人的作用是不是一样，不研究不分析，就要定刑事犯罪判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说明劳教戒毒的制度是变相存在的。

我的观点是：非罪化性工作者并不意味着鼓励性产业的自由化，而罪刑化性工作者并不是打击卖淫嫖娼的最佳手段。公安有时为自己执法方便搞一些不太科学的标准或者内部做法。

西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博导冯卫国教授、行政法学院副院长姬亚平教授致辞。下一步应该将强制戒毒中心关闭，然后以成立或者完善社会监护体系来代替，帮家属分担一些负担。

而且，描述肯定也不是非常全面的，比如说关于一些具体实际情况的研究，主要参考了一些国内媒体的报道，研究方法是通过网络手段进行调查和调研，把碎片化的案件、新闻报道信息组合、整理，并站在一个学者非官方的角度对2011到2013时间段的人权状况进行描述。所以，问题不在于卖淫嫖娼者本身，而在于公安机关执法的问题。一个人染上毒品以后，你如果对他不用药，他不吸毒不可能。黄海波已经被行政拘留，完了又收容教育，这是典型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从这一点上讲，这个措施就具有违法性。

从《禁毒法》的设计来看，戒毒体系的重心似乎转到了社区戒毒和康复方面。第二款关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的措辞，十分模糊。

只要有机会，就会复吸。第二，我课题的思路是从法律规范出发，对法律规范进行分析，探讨法律规范是否符合宪法、上位法以及伦理道德，即对法律规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予以追问，然后运用法律社会学的方法，通过一些案例、访谈，进行实证的研究。

公安机关的思维，就是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定罪入刑，当然，这里面也有部门利益。因此，收容教育制度仅仅在实践操作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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